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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身天文七十载的“科学启明星”王绶琯——“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”

文章来源: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:2019-07-11点击数:

王绶琯近照。资料照片

上世纪60年代王绶琯访问澳大利亚,与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合影。资料照片

一位96岁的老人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,“眼睛、耳朵都开始罢工”,却依然有操不完的心……

病床前上门来的人络绎不绝,除了看望老先生的,还有请教当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日后发展的,以至于医生都下了“逐客令”……

这位老人便是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王绶琯院士。今年1月,王绶琯当选为2018年十大科学传播人物,颇令人意外,毕竟,他已是望百之年。“我总是忘记自己年纪已经这么大了,时间不多,要干的事却还有很多!”

“学成之后报效祖国,抵御外侮”

天上有一颗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,名叫“王绶琯星”,标志着他在天文领域的杰出贡献。然而,年少时的王绶琯,最初的专业却与天文相差甚远。

那是1936年,经在海军任职的叔父推荐,13岁的王绶琯考入福州马尾海军学校。初学航海,他本想做个海员,驰骋海疆,保家卫国。后因眼睛近视便改学造船。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,王绶琯暗下决心:“学成之后报效祖国,抵御外侮!”

时光匆匆,造船一学就是9年。22岁的王绶琯考取公费留学,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进修。机缘巧合,学院与格林尼治天文台为邻,激发了他对天文学的向往:“浓浓的兴趣之火,在心中燃烧,坐立难安……”不久后,王绶琯给时任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写了一封求职信。

信顺利到了格里高利手里,1950年,格里高利接受王绶琯进入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……从此,一双天文学家的“大手”和一双未经专业训练的“小手”握到了一起……

“刚接触新的学科,一切都从头做起。”当时,王绶琯主要担任晚上8点到早上4点的夜间实测。漫漫长夜,举目看着满天的繁星,王绶琯思绪万千……多年之后,他曾在《小记伦敦郊外的一个夜晚》一文中追忆往昔:“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,地处伦敦西北郊,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,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,很宽很直……黄昏后,夜色罩下来,朦朦胧胧,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,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……”

“虽然人生总会遇到烦恼,但做起事来,就都忘掉了”

有人说,王绶琯是个“观测星星的人”。

在国际天文界,我国自主设计、多项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光学望远镜LAMOST,倍受瞩目。它便是由王绶琯和伙伴苏定强共同提出设计的。

说起回国参与天文学研究,时间还要追溯到1952年。当时,万里之遥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海外学子纷纷回国效力,王绶琯在收到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邀请后,没有丝毫犹豫,决定立即回国。

回国后,王绶琯参与创建我国天体物理学科。1955年,他受命到上海承担“提高时间信号精确度”的任务。“其中之苦,甘之如饴。”王绶琯说,和同事们用一年多时间改进了测时、授时、播时的技术,经过艰苦努力,将中国的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。自此,“北京时间”响彻祖国大地。

1958年,海南岛发生日环食,苏联天文学家带着射电望远镜来观测。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抓住机会,组织一批人学习射电天文,王绶琯便是其中一员。此后王绶琯调往新建的北京天文台(国家天文台前身),筹建并展开射电望远镜研究。

在当代天文学进入“多波段—大样本—巨信息量”阶段后,天文光谱的实测能力成为学科发展中的关键因素。由此,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,王绶琯和苏定强共同提出了“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(LAMOST)”的攻关项目,力求在这一领域实现突破。

王绶琯把攻关的过程比作一场“双打”比赛:选手由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仪器专家组成,从苏定强“主动反射板”这画龙点睛的一着妙笔,到最终LAMOST方案的形成,这场别开生面、龙腾虎跃的“双打”比赛历时数年,参与者接近20人。而作为主题论证的负责人,王绶琯和他的“双打”伙伴苏定强付出了大量心血。1994年7月,当两位青年科学家褚耀泉、崔向群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报告这一方案时,会场内引起强烈反响……

“我这一生最大的满足就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做事,虽然人生总会遇到烦恼,但做起事来,就都忘掉了。”回首往事,王绶琯无限感慨。

“为保住这些‘可能的科学苗子’,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”

“浮沉科海勉相随”。也许浩瀚的星空能激发无限的遐思,王绶琯还写得一手好诗,他曾是中关村诗社的创立者并担任社长很多年。

“人一生要走很长的路,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。我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就走得很艰难,是遇到了几双‘大手’才有幸‘走进科学’。”回忆过往,王绶琯感慨,“如今自己成了‘大手’,也想拉起奋斗的‘小手’。”

1997年,王绶琯致信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周琳,称他在科普活动中接触过的许多优秀学生,后来无声无息了。“那些当年被寄予厚望的少年,有多少走上了科学的道路?作为前辈的我们这一代人,反躬自问,是否也有失职之处?”

于是,1999年6月12日,王绶琯倡议并联合60位著名科学家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(以下简称俱乐部)。俱乐部组织学有余力、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,利用课余和假期走进科学社会,求师交友,体验处于学科前沿的团队的科研实践活动。2006年,俱乐部开始面向初中生开展“校园科普活动”。

“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‘可能的科学苗子’参加科研实践,其中有2%—3%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,那么积年累月,效果还是可观的。为保住这些‘可能的科学苗子’,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。”王绶琯说。

“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当成考试竞赛的‘敲门砖’。”从俱乐部成立时起,王绶琯就坚决反对掺杂任何应试教育、应赛教育的思想和做法。第一次活动,时任北京四中副校长的刘长铭跟学生约法三章:参加俱乐部完全自愿,如果觉得占用很多时间,对高考和升学没有帮助,现在就可以退出。

20年间,先后有700多位导师和5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,其中约2300人走进178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“科研实践”进所活动。俱乐部早期会员洪伟哲、臧充之等已成为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,钱文锋、从欢等入选“青年千人计划”,在中科院开展独当一面的工作。

“科学普及了,才能让更多孩子受益”,王绶琯坦陈心迹:“我们尽力根植一片深厚的土壤,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。”(记者 施芳)